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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诗玲（写于2020年8月8日，400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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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疫期间，不宜趴趴走危害人间，而宅在家中更需艺文滋养，避免身心腐化。新加坡文学社团“新文潮出版社”于2020年5月25日至7月16日期间的星期一至四晚上八时，在脸书呈献32集文学直播节目“在线喜阅”，演讲嘉宾包括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等地的文化人，如鸿鸿、廖伟棠、吕育陶、谭颖诗、罗乐敏、蔡深江、许环良、叶孝忠、冯启明、黄益民、郭庆亮、谢燊杰、刘晓义、阿果等。节目宗旨是“试图将文学、生活与人文课题等连接在一起，串联成一幅人文风景图……取其谐音‘再现’（re-presentation）和‘喜悦’的幸福之意”，获得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的部分赞助。
听了几场，特别有趣，尤对目前旅居台湾的香港诗人廖伟棠（1975- ）在7月15日的演讲印象深刻。他的讲题为“诗与入世”，引述本身诗集《樱桃与金刚》（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与《后觉书》（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分享文学“入世”的可能性，省思个人命运和时运、艺术与现实等的复杂纠葛。
谈诗与入世
廖伟棠称自己“全职写作，偶尔兼课”，“到哪里都可以，只要有一张书桌，就可以写作与维生”，旅居台湾后受邀担任台北艺术大学客座副教授。关于阅读，他自言看书的胃口相当杂，对历史、古代文学等皆感兴趣，写诗时会想用现代手法转化这些知识。
关于入世，他认为“我们本来就是人世中的人，写出来的诗当然是入世的（只要不刻意强调出世）”。他说年轻人常将诗视为逃避现实的出口，不过现实不可能永远逃避，因此笑言讲座题目或许改为“诗与返世”更佳，谈诗如何返回人世。
身为一位资深诗人，廖伟棠表示现实带领他直视诗人的困境；为什么还要写诗？因为“诗恰恰是用非日常的语言，书写慢慢人们都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他认为诗的语言有别于一般语言，可起到提醒大家别变得麻木之效——别对语言麻木，别对现实麻木，别对意识形态的灌输而麻木。他提醒创作者，“写诗是至少要从文字觉醒，问问诗人在这个时代的职责是什么”。
廖伟棠认为写诗同时具有破坏与建立的力量，其引美国公共知识分子与作家苏珊·桑格塔（Susan Sontag，1933-2004）〈文字的良心：耶路撒冷奖受奖演说〉（The Conscience of Words: The Jerusalem Prize Acceptance Speech，2001）：“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掠夺者。”他认为“现实碾碎的是有形的东西，而诗可以保留无形的东西，恰恰是无形的东西，可以生长更多东西”，诗人就像农夫一样，检查被现实破坏的土地，看看哪里可以再种东西、盖房子等。他认为作家不能简单地去喊口号，而应在作品中保留与呈现复杂性，尽管未必是客观的，但应是充分的，将时代的方方面面纳入诗中，让黑暗与光明并存、较量，提供各种思维；通过语言、意象、声音，邀请读者体验一种不是非黑即白的、掠夺精神的东西。他认为诗人就像个冲浪者，需时时睁眼看清漩涡和海浪。
廖伟棠表示“写诗的人不是战斗的人”，而是把可能的改革因素或暗或明地呈现，以语言作为一个提供可能性的平台，供读者去想象突变。面对眼下的时代巨轮，他认为诗人应敞开自己，让巨轮碾过，让手术刀进入身体，抱持着“没关系，你就作用在我身上吧”的心态，亲自体验与检视这场解剖，将自身视作自觉的实验品或充当一支最敏感的温度计，揭示时代的种种矛盾与疯狂如何作用于其诗作——“即使被碾碎也无妨，因为剩下的就是诗”。他认为诗人无论选择出世或入世，都应“摆正姿势”，忠实于现处时代，“唯有成为出色的旁观者，才有资格做一个出世的诗人”，“出世，是一种积极的入世实验”。
和散文与小说相比，廖伟棠认为诗的入世优势在于其是一种迅速的文体，可以一语中的地切入敏感的东西（无论是敏感的心灵或敏感的话题），而诗人本身又极其敏感，其用诗去回应这种敏感，进而撩动读者的敏感。另外，他认为诗可以彻底的意象化，能用词句之间的碰撞去传达信息，而不是用逻辑的语言或需铺陈很久的故事脉络进入主题，因此可以很快进入入世的境界，就像看一幅画或听一段音乐远比阅读论文更快理解创作者传达的思想。
谈诗与虚无
廖伟棠认为“直面虚无不等于虚无主义，更不同于新犬儒主义的玩世不恭”。他主张在坚持向本真性情的回溯之路上，虚无是一个起点，承认人生的虚无，承认人生赤条条地来去。他引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虚无化的任何心理过程都意味着刚过去的心理状态和现在的心理状态之间有一条裂缝。这裂缝正是虚无。”虚无是否定的基础，因为它在自身中包含了否定，因为它是作为存在的否定。他认为“诗不是纯粹的悲观，而是积极的虚无”，如柯恩（Leonard Norman Cohen，1934-2016）所言，万物皆有裂缝，但那是光漏出的所在。没有裂缝就没有光，没有虚无就没有理想主义，因此虚无可视为否定的基础。廖伟棠认为直面虚无，即是否定否定的方式，而他选择了诗作为这种方式。就如为何现代诗总是充满悖论、反讽、不可理喻的逻辑一样，他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强有力的否定。身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犹太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在<法国之忆>（Memory of France，1946）写道“我们死了，却能够呼吸”，廖伟棠认为呼吸奠定语言，而语言奠定诗。
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曾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文化批判与社会〉［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1949）。廖伟棠对此的解读是经过如此残酷的集中营事件后，“写诗代表服从文明，而人类已无文明可言”。他在谈到自己的诗〈缅甸之忆〉时，认为世界并无绝对的自由，“人生好像不断被缓刑”。其以英美诗人奥登（Wystan Huge Auden，1907-1973）的<悼念叶慈>（In Memory of W.B. Yeats，1939）为例，指爱尔兰诗人叶慈（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是在自己时代的囚笼里，教我们这些自由人去歌唱自由；而这种悖论，即为诗人的宿命。
回答观众的疑问“除了以虚无入世，还可以什么切入点入世？”时，廖伟棠表示虚无只是一个面向，诗人也可选择实在地去碰撞种种迎面而来、貌似没有诗意的东西，而诗意就在碰撞中产生，被诗人捕捉——“永远不要说诗只有一种写法，诗有无数种写法”。
谈诗意与艺术性
被询及“怎么看待入世的诗的艺术性？写这样的诗要注意什么，才不会牺牲诗意与艺术性？”时，廖伟棠见题拆题，提醒创作者别自设所谓的“诗意”或“艺术性”的概念，因为一旦设下范畴，会忍不住为自己设限，“难道套不进这个概念的就没有诗意或艺术性了吗？”至于为何要写入世的诗，他认为如此可以重塑诗意，拓展诗意的定义，万事万物皆有它的诗意，“不一定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写法才具诗意——越入世，越能拓破诗的定义”。
面对诗的“散文化”课题，他认为真正的读书人能看出散文化的诗的精髓，关键在于用诗的方式切入和面对现实，诗可以自由呈现，不仅能用散文的句子，还能用小说、戏剧、电影镜头的句子，归根结底，应关注作品背后的诗的精神——即一种重新定义或发现世界的精神，推翻习以为常或陈词滥调的东西，若然仅将表面句子写得特别华丽、天花乱坠，但里头的思想是因循的，那只不过是一首装饰作品而已。
他引用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之言，没有一种境遇是坏的境遇。廖伟棠认为入世与诗意是可以并存“出镜”的，我们应观察各种境遇里隐含了什么神秘的讯息——“既然处于这个时空，那就睁大双眼，看这个世界要传达什么”。
谈诗与读者和作者的关系
针对“如果世人不读诗，诗是否还具备入世作用？”的提问，廖伟棠直言这是一个“假命题”，因为目前世人还在读诗。他认为我们目前所遭遇的一切，皆有诗的痕迹，就像如果没有唐诗宋词，现在很多修辞都无法成立了，而我们每个人慢慢地在诗的语言中安之若素，习惯成自然，反而觉得自己没生活在诗里，这时就需要诗人提醒：“你就在诗的旁边，你还会有诗与你作伴”。因此，他认为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至于“如果世人不读诗，诗人为什么还要入世？”，他认为诗本身并不受读者左右，到最后，诗很可能只是与诗人之间的关系，“即使读者被其他娱乐或手机抓走了，诗还在救赎着诗人本身”。
谈网络创作
对于“诗贴在社交媒体，还是诗吗？还是只是转换媒介？这样的诗会比较不正式吗？”的疑问，廖伟棠笑言这样写诗其实完全不成问题，并以每一代的文学都在推陈出新为例解释，就像中国古代，汉赋盛行之时，写赋的人也许会轻视写诗的人肤浅、出格，四行绝句配称一首诗吗？结果绝句在后来真的成立了，建立了另一个自足的世界。因此，他对此抱持开放的心态，并勉励大家别自我设限，别以为世界只有一条路走，如果出现另一条路，不妨走看看有什么风景。至于网络文学被批评“过快”，他认为写诗的关键并不在于速度（他说自己的诗常在半小时内写就，有的甚至在10分钟内写好），而是在于我们在写诗之前作了多少准备，对待生活是否诚恳。
谈新加坡文学
廖伟棠上次到新加坡是2016年新加坡作家节，他认为这几年新加坡的华文创作“进步神速”，很意外还有不少年轻人在用华文写作。他也到新加坡的书店购买一些旧体诗集，喜见“古老的手艺还在被尊重”。他表示会关心新加坡的写作，很好奇在如此多元的语言环境下，华文诗会“变形”成怎样的独特面貌。每当看到不熟悉的新加坡诗人的名字与作品，他表示会忍不住将其与其他地区的同龄诗人作横向比较，以获得新一代创作的总体观感。
谈诗集《一切闪耀都不会熄灭》
谈起最新诗集《一切闪耀都不会熄灭》（台北：新经典文化，2020）时，廖伟棠表示这本诗集收录过往三四年的作品，体现写诗的个体在这个大移动时代，与家庭、生活的城市等碰撞出的火花，并将这本诗集定位为“写给香港和这个不完美的世界的情书”——“再怎么不完美都好，总归是一封情书”。至于为何封面仅出现“一切闪耀都”五个字，他笑言这是第一次揭晓这个设计的谜底，即供读者玩接龙，完成“一切闪耀都……”的句子。
谈文坛期许
廖伟棠在节目中推荐了女性诗人阿芒和马尼尼为的诗集，认为她们不走在主流的现代诗脉络，另辟蹊径，无法归类，开创自己的世界。他感叹文坛极度缺乏女性作家，故而显得非常“乏味”，因为“女性真的可以提供很不一样的角度给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被男性阐释了这么多年，应该换一换男性当聆听者，听另一种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