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是温暖，还是刺眼；雨水，是滋润，还是成灾。
掌权者对作家总是又爱又恨——深盼培养出闻名世界的大作家，证明国家有点文化，人民有点修养，可以沾上诺贝尔之光最好不过，为此付出诸多心力，举办活动，资助出版，鼓励阅读，栽培幼苗，设立奖项，希望大家动起笔来；与此同时，作家是培养出来了，却得忍受作家对政策的指指点点，恼起来还要把他们关起来，处理不干净则引发民怨，麻烦极了。没办法，自古伟大作家往往不懂得谄媚奉承，爱好不平则鸣，太小我的根本上不了台面。
批评掌权者是吃力不讨好的，虽然这群手无寸铁的傻子的下场往往是被贴上“危害国家”、“颠覆国家”等莫须有标签，但问天问地，他们无疑是最爱国的。老话说得好，“爱之深，责之切”，因此个个才会如此恨铁不成钢。要求政府为二战道歉的村上春树之于日本，关注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的奥尔汗·帕穆克之于土耳其，批判龌龊政治与选举的沙末·赛益之于马来西亚，鞭挞不公不义草菅人命的梁文道之于中国，列不完的伟大作家，都是对国家满腔热血，因而掏心掏肺，伏案猛写。早在几千年前，屈原已在《离骚》完美示范这种爱。
愚民社会有利统治但不利发展，为此掌权者鼓励人民阅读写作，不过智民社会一旦形塑，有脑子的人多了，批判声自然也会此起彼落，时时监督掌权者方方面面的治理。因此，想培养作家（尤其是伟大作家）的政府，不得不做好相关准备，愿意放下身段侧耳聆听异见，如唐太宗恭听魏征谏言的胸怀，造就贞观盛世。事实上这些人只是不参考官方印制的爱国说明书，而运用独立思维将爱国进行到底的狂热爱国分子，毕竟没有谁的嗜好是坐牢、被流放、被自杀。他们，就是骨硬，桀骜不驯。
同国家机器有关系的作家，固然更有可能名利兼收，但是否仍拥有挥笔的自由？会否担心饭碗与既得的安逸而积极自我审查，担心这，担心那，落得“下笔如有绳”？这样的他们真还能关注国家论述中无明的角落，原始人性中无言的困境，而成为伟大的作家吗？
新加坡学者作家柯思仁在〈叛逆之必要〉一文中问道“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叛逆的行动，或者是因为没有了需要叛逆的理由，一切显得那么理所当然的安乐与和谐，仿佛不再有任何烦恼忧虑，这会是一种终极的幸福图像吗？”显然伟大的作家就应是一位叛逆者，负责戳破意识形态，试图唤醒在铁屋里沉睡的多数人。
“睡得好好的，吵什么吵！”许多人朝作家喊骂，甚至还有丢臭鸡蛋的。所以说，挫折感与孤独将永远是作家的好朋友，让他可以灵感不绝地写下去。无终点的未完成式，将是作家最好的状态。
（2015年5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