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恨鐵學弟告知，前幾天在星洲評論網上讀到賀醫生〈“一把聲音”？〉一文，文中賀醫生表示自己對馬來西亞華語中的“一把聲音”甚感疑惑，“如同魚刺鯁在喉頭不吐不快”。感謝賀醫生的問題意識啓發大家，如刺鯁喉的滋味定不好受，筆者非賢，但願提供以下拙見以供參考。
根據北京大學的古代漢語語料庫與現代漢語語料庫，與此量名組合相關的條目只有三條：（一）“人的臉，像個苦字。兩道眉毛，便是草頭，一雙眼睛，便是一橫，鼻子是一直，底下一把口”（出自民國初年的武俠小説家平江不肖生的《留東外史》）；（二）“可惜同一人发出的同一把声音，在不同情绪的处理下，有天渊之别，有时会深深伤害谈话对象”；（三）“背后有一把声音”。第二條和第三條的例子皆出自香港作家亦舒1998年的小説作品《紫薇愿》。筆者再查找臺灣中央研究院的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並無相關例子，所以賀醫生在臺灣沒聼過“一把聲音”的説法是自然的。倘若我們通過谷歌搜索引擎查找“一把聲音”或“一把聲”，共出現四千多万條或五千多万條的結果，大部分是香港網站（筆者於2011年2月23日搜索）。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一種顯而易見的現象，即在書面語中，“一把聲音”多出現在香港，而臺灣和中國多無此种説法（《留東外史》出现“一把口”可能是源于修辞需要，有待考证）。這是爲什麽呢？筆者以爲應是粵語影響所造成的。
根據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兼職講師曾子凡先生在香港文匯報網站所發表的文章〈詞語談趣：粵語的“把”不減奇趣〉（2010年12月10日），其提到在粵語中“把”可搭配“口”與“聲”：“粵語的‘把’常常與‘口’連用，普通話是沒有的，例如：‘加把口’、‘把口唔收’、‘把口好識講’、‘死剩把口’，普通話要說成：插嘴、插一嘴；嘴上沒有把門兒的；（某某人）真會說話；就剩下嘴皮子能耐。粵語的‘把’還可以與‘聲’連用，這亦是普通話沒有的，例如：‘佢把聲好甜’、‘我認得你把聲’，普通話要說成：他的嗓音很甜美、我聽出你的聲音了。” 由上可見，在馬來西亞華語中出現“一把聲音”的説法乃受到粵語的影響，臺灣華語和普通話較少受到粵語影響，所以也就沒有這種説法。
馬來西亞華人的祖先多從福建和廣東南來，我們說的話是逐漸從閩語、粵語等南方方言過渡至“華語”，因此我們的“華語”受到方言影響是自然的語言現象，這是語言接觸造成的。如在馬來西亞華語中，我們可常聽見“一粒西瓜”，而在普通話標準中，“粒”是搭配小圓珠狀物體的量詞（如“一粒米”），但在閩南話中，“粒”可搭配的物件並無論體積大小，小至“米”、“豆”，中至“雞蛋”、“燈泡”，大至“西瓜”、“地雷”甚至“山”，皆可搭配，由此可見“一粒西瓜”乃受到閩南話的影響；又如“一架電視機”，按普通話標準應為“台”，這乃是受到粵語影響，在粵語中電器類通常搭配量詞“架”；又如“一間學校”，按普通話標準應為“所”，這乃是受到閩南話與粵語的影響，在這兩种方言中“學校”皆以量詞“間”搭配；還有“一支湯匙”或“一只湯匙”，亦分別是受到閩南話與粵語的影響，按普通話標準應為“把”。
“漢語”的概念包括“古代漢語標準語”、“古代漢語方言”、“現代漢語標準語”和“現代漢語方言”。方言是如何形成的？因天災人禍，歷史上陸續出現北方人移居至南方的現象，因和南方當地民族融合，因此他們所操的北方話可能會受到當地民族語言的影響，但又因古代交通不便，山川阻隔，因此他們所操的北方話保留了當時南遷時的北方話的色彩，而北方話的語音、詞彙、語法等又不斷隨著時間改變，因此造成居住在南方的北方移民所口操的北方話與北方話不同，這种保留古代北方話色彩的語言，我們稱之爲方言。方言是不同年代的北方移民往南遷移的結果，就像是不同年代的北方話，因此我們常說方言“存古”，方言是“漢語的活化石”，就是這個原因。例如我們可根據古代韻書而推測閩語是公元601年前的北方話，即有一批北方人在公元601年前離開北方往南遷移，譬如從語音角度看，在閩語中，普通話的唇齒音[f-]讀如雙唇塞音聲母[p]和[p’]（如“飯”），這是韻書提及的“幫非不分”；捲舌音讀如舌尖中音[t]和[t’]（如“重”），這是韻書提及的“端知不分”，這些皆是上古漢語的語音特徵。我們也能根據古代韻書推測粵語是晚唐至公元1324年的北方話，即有一批北方人在這段期間往南遷移，譬如粵語有唇齒音[f-]（如“飯”），這是晚唐北方話方出現的現象，但粵語有入聲，公元1324年的北方話已沒有入聲，因此方有以上的年代推測。
現在如果有人對你說文言，你一定心想此人的中文造詣真了得；方言存古，“一粒西瓜”、“一把聲音”等都是方言用法，賀醫生也就不必“詫異一般人的華語程度真的低落至此”了，因爲我們說的是帶有文言色彩的“現代漢語標準語”，只是受到了方言的影響。據説當年中國政府選擇哪種方言作爲“現代漢語標準語”時，粵語僅輸北方方言幾票，當然這則事件的真僞或有爭議，但至少我們可看到“現代漢語標準語”是人爲選擇出來的（尤其是清朝首都為北京，如果設在南京，“現代漢語標準語”或許就不是北方方言了），我們千萬不能懷有“普通話優越感”而輕視老祖宗口操的北方話，即目前的“方言”。
至於要不要規範，則不是本文欲探討的重點，因我們認爲這是端乎語言的生命韌性而決定的，例如由於人們的發音惰性，因此我們這裡始終沒人發兒化音與輕聲；又由於我們這裡會說方言的人正逐漸減少，因此入聲（即韻尾為[-p]、[-t]、[-k]，讀音短促，如將“吃”讀如“刺+[t]”] 現象也將慢慢消失。我想我們也許可以“知標準，用習慣”，即學校傳授普通話的標準，口語上用不用就看社會習慣，成功完成語言的“達意”功能即可。語言的世界充滿可能性，例如近年來中國網絡出現的大量“-女”新詞詞群（如“宅女”、“熟女”）是受到日語影響而出現的，但在古代漢語中這其實已非常流行，如“靜女”、“碩女”、“游女”、“仙女”等，日語吸收保留，北方話摒棄，爾後北方話再從日語吸收，可見“風水輪流轉”。如果以後“一把聲音”或“一粒西瓜”更爲讓人們覺得傳神生動而約定俗成爲普通話的規範，也有可能，這就是語言的不定性，也就是語言的魅力。
最後，順談一下教育部副部長拿督魏家祥先生在今年2月21日的報章中提出的“華文”國語名稱應為“Bahasa Cina”或“Bahasa Mandarin”的課題。依筆者淺見，“Mandarin”指的是“現代漢語標準語”（即“普通話”），當我們說方言或上文言課時，似乎就不是“Mandarin”的範疇，而屬於“漢語”範疇中的“古代漢語標準語”、“古代漢語方言”和“現代漢語方言”。是不是“Bahasa Cina”（這裡指向“漢語”或“中國話”而不是“華人的語言”）會比較全面呢？
（此为原文2000余字，删节版500余字请见〈“一把声音”受粤语影响〉，《星洲日报·评论》，2011年3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