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能鉴今。对重史者而言，往事并不如烟，有时其犹如敲进脑里的钉子，甩不掉；想忽视，越无法忽视，滋滋麻麻的痛会循序渐进地咬着你不放，逼你直视。中国80后年轻作家张悦然显然深有所感，继2006年的《誓鸟》后，“十年磨一剑”，于2016年7月推出长篇小说《茧》，竭力抛开固有写作风貌，试图“挤进历史”，以“零文革”的身份与父辈对话。
能写就这部倍受毛尖、梁文道、余华、韩寒等诸多名家热捧的小说的作家，值得了解，因缘际会下有幸来到思南公馆聆听了张悦然参与的两场2016年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活动：“告别与重逢：《茧》文学对谈新书分享会”，以及美国作家朱诺‧迪亚斯（Junot Díaz）为主宾的“短暂而奇妙的人生：我们如何书写”文学对谈会，在炎热的上海八月天感受其“岁月达成的凝练感”（毛尖语）。
一笔勾销与世界的摩擦
艺术家常有与世界格格不入之感，张悦然小时候就觉得自己像是被莫名物体剪下后贴在房间的结果，毫无归属感，因而尝试和世界拼贴。然而在连接过程中，她却一再感受到诸多不协调之处，耳边频有嗡嗡声响，貌似“摩擦进行中”，长大后遂试图以写作解决。
从作者晋升为作家，难免得培养写作习惯，以自律生出一定数量的文字。张悦然将职业作家妙比作杂货店老板，主张每天应打开大门“做生意”，运气好的话会有很多客人（“灵感”）光顾，不过令她讨厌的是，“客人”总在打烊前才驾到，尽管疲倦也只得迟些“关店”，仿佛经营着全天候便利店。此举貌似“守株待兔”，不过她认为等待也是创作的一部分，并非纯然的浪费。
一心说服自己爱的存在
初涉写作时，张悦然体会到无尽的自由，恣意挥霍才情。对作家而言，风格虽是成功的象征，是与其他作家之间的边界所在，但其实同时也是茧，久而久之可能会陷入“自缚”的窘境。张悦然书写《茧》时即深感现有风格并不适合这则故事，用打游戏的说法，就是“武器”不行，得重新建立“攻击系统”。尤其语言是写作的关键，若欲写出与过往截然不同的语言极其困难。不甘原地踏步的她，努力调整语言，突破自我，破茧而出。以10年写就一部小说貌似漫长，但张悦然并不觉得难熬，“与自己展开数之不尽的角力，时间一晃而过”。
“几乎是在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在表达一种对爱的需索，也意识到在爱这件事上，自己是有困难的，不懂得去爱，或者是失去了一部分爱的能力。”张悦然坦言创作《茧》的另一困难是：如何说服自己相信爱？她在小说中塑造了两个不大讨喜的男女主角程恭与李佳栖，以彼此感受不到对方痛苦出发，让他们轮番自白，营造争鸣感，引领读者逆流进入故事漩涡。她表示程恭这个角色是后来才加入的，这个角色经历复杂，满怀仇恨，心理状态不易刻画。然而，她不想让其生命彻底绝望，于是不断说服自己相信奇迹、爱、希望的存在，好让读者相信：我们始终可以学会爱。
一路保持小说虚构张力
“我出生的时候，那个植物人还活着。”《茧》故事取材自张悦然父亲曾在年少时写过的一起某医生因脑内含有钉子而成为植物人的真实事件。这起在文革批斗中发生的事故至今尚无医学解释，她向父亲询问细节、到医院调查与搜集植物人相关资料等了解档案后，就开始着手书写。其之所以没有采访后代，是希望后边的故事能在虚构中完成，因为“引用过多的事实，会失去虚构的能力”，她更关注的是人物的内心。
张悦然虽在后记中谦称“并没有什么人需要这个故事”，但其愿意耗尽多年“洪荒之力”写就这部小说，不难察觉其中内蕴了为自己，为爸爸，为父辈而写的使命——“失望，拒绝，不再相信什么。那是我爸爸身上的一种东西……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那种性情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和时代、历史之间存在着许多关联。”完成了如此主题，她认为自己并非转型，而是转变，经历了一场试图摆脱阴影与观照自我的成长过程——“文学的意义是使我们抵达更深的生命层次，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
最后，被问及在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应抱何信念时，张悦然顿了一下，恳然说道：“只能相信，其次是等待，坚持”。这部《茧》里毫无序文，劈头只有英国作家萨可雷《玫瑰与指环》的一句：“孩子，我所能给你的祝愿不过是些许不幸而已”。“不幸”二字，何其轻，何其重，淬炼了张悦然的写作生命。
（郭诗玲<张悦然：破《茧》而出的成长>，《大众资讯》第107期，2017年1月－2月，页41-43。）
